人的微信朋友圈里近期转发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马克·莱姆利(MarkA.lemley)的两篇文章：《知识产权信仰论(FaithBasedIntellectualProperty)》和《非稀缺世界的知识产权(IPinaWorldWithoutScarcity)》，在国内知识产权圈引起了热议。
“莱姆利热”
莱姆利可谓是当今世界最为炙手可热的法学家之一，在2012年全美当下最重要的50名法学教授的评选中，他力压斯·却伯(LaurenceTribe)、埃里克·(EricPosner)、罗纳德·德沃金(RonaldDworkin)等大腕，摘得头名。他的观点被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法院直接引用近200次，在学术著作和论文中的引用数达到1.3万余次，使其雄踞全美法学家(不限于知识产权领域)引证率的Top5。
名人崇拜在我国原本有着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，学术圈自然难以脱俗。不过，“不转莱姆利不是IP(IntellectualProperty)人”的现象，并不能止于偶像崇拜的认识。名人符号化诉求的背后，隐含着本土学术的某种失落与无奈，隐晦地寄托了对中国学界的另类向往和期许。
“莱姆利热”若要从偶像式的跟风演变成持久的学术潮流，就得深入了解他的学术风格与套路，从他带给学界的有益价值中，寻求种种启示。
在我看来，莱姆利教授尤其值得关注的，是其跨界的视野和多元的方法。或许，每个读者对文章内容有自己的理解，但文章的注释是会说话的数据，能客观再现作者学术旨趣、认知基础、研究方法与逻辑思路。
以《非稀缺世界的知识产权》一文为例，该文共有263个注释，资料时间新、涵盖面广、信息量大。从知识品所涉产业类型上，既包含音乐、电影、、游戏等文化创意产业，如拉尼尔的《谁拥有未来》；又涉及3D打印、生物打印、合成生物、机器人技术等生物应用科学，如萨拉姆和鲁菲尼的《不平衡的版权法：从激励到过度》；还包括计算机软件、网络共享平台等IT产业，如尤查·本科勒的《财富：社会生产如何转变市场与自由》；甚至还引用了食品药品业和农业的文献，如《百事可乐真的是可口可乐的替代品么？反托拉斯和知识产权中的市场界定问题》。
在知识产品的传播媒介上，既有数字内容网络服务提供商等新媒体，又有图书出版、新闻报业等传统媒体，甚至包括航空、货运、电力、电话等运输载体，如《航空管制：成功政治的解剖》。在所涉学科领域上，既包括经济学、管理学、历史学、伦理学、法学等社会科学，又涵盖生物、化学、天文物理等自然科学。其中，经济学占主导，并涉及制度经济学、法经济学等不同分支，在其引用的吴修明的《信息的法经济学》、谢勒的《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》等书中都有体现。
在研究方法上，既包括传统教义法学上的法条分析、案例分析，也包括对政府报告、产业调告的数据解读，以及调研访谈等。
在资料新颖性上，2015年的文献占全部引证文献的近10，2014年的超过30，2013年的约为26，2012年的约为20。
在文献的理论性上，很多都是某领域的经典。如和诺德豪斯的《经济学》，兰德斯、波斯纳的《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》，巴顿·比博的知识产权符号理论，的福利经济学理论。
从引用频率看，《非稀缺世界的知识产权》一文中引用率最高的参考文献是杰里米·里夫金的《零边际成本社会》，全文共引用12次；次之是兰德斯与波斯纳的《知识产权法的经济结构》，共引用9次。
偶像符号的背后
莱姆利教授带给国内学界更多的是自省和检讨。近年来，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尽管取得了“长足的进步”，但学科封闭、视野狭隘、方法单一、见识短浅、知识面细窄，令人忧虑。
我的一位朋友今年参加某大学法学院的硕士毕业论文答辩。她在阅读伯克与莱姆利的《专利危机与应对之道》后，从专利的异质性思考中受到启发，开始思考知识产权“异质性”与产权保护的关系。
她认为著作权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，即齐一化、同质化的著作权法制度，无法回应现实生活中不同类型作品的异质化需求。著作权的保护范围、保护期限、“独创性”标准等，都需要司法中的二次界权。为此，她研读了若干经济学专著，梳理了近400个经济学、管理学、法学文献和相关司法判例，加强论证的可信度。
然而，整个答辩过程非常不顺利。几位答辩老师轮番置疑“异质性”是否为严格的法学术语？能否写进法学论文？甚至有的答辩老师直接反对外围学科的引入，以“防止知识产权法的‘异化’”。倘若他们知道自己所排斥、所批判的“异质”“异化”，正是来源于他们所奉若圭臬的“圣经”，不知作何感想？
倘若莱姆利教授生活在中国，以其《知识产权信仰论》《非稀缺世界的知识产权》去参加学位论文答辩，答辩老师是否会指责：“稀缺不是一个法律概念”“信仰不是法律问题”“本文不是法学论文”？他能通得过答辩并获得学位吗？如他的论文拿去投稿，能发表吗？真替他捏一把汗！
学科本无界，所有学科都是知识的体现，是人类心智的结晶。随着现代生活形式理性的增强，细节性知识被抽象为特定符号，并根据不同的符号落入不同的分类范畴，于是形成了“艺术”“历史”“数学”“物理”等学科门类。
然而，知识体系的自我闭合、自我指涉，也导致学科界限的僵化与过度闭塞。尤其是当学科成为人力资源和经费流通的单位后，知识生产就成为一种权力，学科界限就构成天然的权力堡垒，每一次潜在的微小位移都不可避免地引致卫道士们强烈的反击。
但我们必须认识到，学科交汇是知识市场细化的必然结果。核心领域的知识过度饱和后，学科边缘就成为孕育新知识的土壤，而这些边缘正是不同学科专业知识的重叠之处。将不同领域的碎片化知识，有机结合为一个交杂地带，正是知识创新的关键。这就是莱姆利等富有创新精神的学者所致力推行的跨学科研究。
固然，即便是最细小的知识进步，也会遭遇强大的摩擦阻力，但是我们仍然怀有希望，希望那些“名人——创新者(celebrity-innovator)”的追从者们，能领悟到偶像符号背后的创新与思辨、开放与谦虚，将跟风式的名人崇拜，转化为一种开放社会科学的实践。
